...婆婆媽媽的故事。謝謝曉蕾。
劉天蘭 空難之後
一架阿聯航空公司的飛機從香港起飛，原本要到泰國曼谷。
那年，劉天蘭只有四歲，書香世家：爸爸是英文月刊《東方地平線》總編輯，打字機逹逹逹逹，打出一篇篇英詩和散文；媽媽在《新晚報》主編副刊，廣結左派文人；家裡煮飯打掃都靠傭人萍姐，照顧十四歲的哥哥天均、八歲的姐姐天梅，還有小狗噹噹。
晚上十一時，飛機應該降落在曼谷機場，卻失了蹤！
終於泰國空軍在緬甸山區發現飛機殘骸。四歲的小女孩去媽媽的房間，看見媽媽哭得死去活來，旁邊幾個同事在安慰，包括陶傑的媽媽。「當時小女孩不知道媽媽為何會這樣傷心，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好久都沒看見爸爸，好久。」劉天蘭在自傳裡寫道。
爸爸劉芃如是四川成都人，在四川大學外文系畢業後留校當助教，媽媽楊範如是當地的大戶人家，因為父親重男輕女不能讀大學，改請劉芃如來家教英文。課堂間情愫蔓生，兩人結婚，生下兒子天均。爸爸已是大學講師，獲得獎學金入讀倫敦大學研究英國文學。一九四九年爸爸本來計劃回國出任副教授，途經香港時被老師勸說留下，加入《大公報》，媽媽就帶著天均來香港，加入《新晚報》，相繼生下天梅、天蘭。
「爸爸媽媽最初住在摩利臣山道的房子，同屋共煮的頭房中間房尾房住了好多人，包括查良鏞先生……隔壁房間還有叮噹馬頭的梁羽生先生。」兩大武俠（小說）高手，劉天蘭小時已經常喚作查伯伯、陳文統（梁羽生真名）叔叔。
梁羽生也寫過劉爸爸，形容他是「學兼中外的才子」，蕭紅在香港過身，亦有份奔走。梁羽生說他雖然在報館曾經負責要聞版，但更愛文學創作：「聽報館的朋友說，有一次報館要劉芃如寫一篇有時間性的文章，他遲遲未交，報館朋友催他，他突然大發脾氣，說道：『你們都是才子，我是劉慢，我不寫了！』」
劉天蘭聽了大笑：「『劉慢』是爸爸的花名，他們都愛笑他寫得慢！」然後輕輕收起笑容：「這些關於爸爸的往事，我其實知道得很少，他公幹遇上空難時我年紀太小，我和哥哥姐姐也不敢在媽媽面前再提起爸爸，媽媽有很多情緒。」
媽媽才三十出頭，用爸爸的撫恤金在銅鑼灣百德新街買房子，早上在《新晚報》編副刊，晚上還得寫稿賺稿費，是萍姐照顧三個孩子。「我媽媽，有很典型左派文人的一面，也有不典型的一面。」劉天蘭開始說故事：灣仔的《新晚報》她從小就熟悉，副刊組在四樓，她放學後偶然會去找媽媽，等媽媽七點看完「大樣」（最後排版）後一起回家，七樓小食部還有乒乓枱，媽媽同事的孩子會在那裡一起打乒乓，報館經常有聯歡會，員工都是一家大小來──陶傑便記得六歲時，聽過「楊範如阿姨」表演相聲。
「小時我個個都叫姨姨、叔叔、伯伯，長大後才知道『威猛』！」劉天蘭說媽媽最要好的兩位手帕交，吳阿姨是羅孚太太吳秀聖，楊阿姨是黎小田母親楊莉君，而嚴浩爸爸嚴慶樹伯伯、陶傑父母曹驥雲伯伯、常婷婷阿姨、畫家黃永玉、作家葉靈鳳等等，都是媽媽的同事。
「報館就是社群，同事大多是外省人，教育、文化、思想都非常貼近，很多不懂說廣東話，也不需要學，自己就成一個圈子。」她記得爸爸剛過身，幾個同事輪流天天來陪媽媽；哥哥青春期學結他有點吵，這些姨姨叔叔又輪流來訓話。
可是，在劉天蘭眼中：媽媽並不全然是典型的左派人士。她看著媽媽的老照片，細細形容：媽媽上班穿旗袍，或花或素，都是淡雅的顏色；正式場合搭上西式外套，大方得體；郊外踏青，穿的是翻領翻袖白襯衣、七分褲、平底鞋、方形手錶和蝴蝶形墨鏡，活脫脫一位「柯德莉夏萍風格的中國少婦」。
「如果爸爸不是突然離世，媽咪可能更加獨立。」天蘭說媽媽曾經想在銅鑼灣買一間小鋪開文具店，可是被同事勸停：「你一個女人，看店安全嗎？」為了三個孩子，媽媽選擇繼續留在報館。
「我媽媽是聰明女子，懂人情世故，有很多好朋友，她的責任感很強，說要『堅頂三天』，把哥哥天均、姐姐天梅和我帶大。」雖然生活圈子全部都是同事左派人士，但天蘭覺得媽媽更喜歡文學和文化，而不是政治：「哥哥讀拔萃、姐姐真光、我在聖保羅，都不是左派學校。我沒有問過媽媽，但我估『不言而喻』。」
一九六七年暴動，哥哥考入香港大學，但選擇往加拿大升學，並留下工作，姐姐也接著去，七四年媽媽帶著中四的天蘭，終於全家移居加國。當時的中國，是火紅的文化大革命。
哥哥劉天均在溫哥華開設電台節目《華僑之聲》、電視節目《華僑之夜》，姐姐和天蘭輪流上電視報新聞，媽媽也幫忙編輯電視雜誌。一九七七年天蘭剛入讀大學傳理系，暑假就受哥哥所托向無線電視採購節目，十九歲少女獨個兒回到香港，開心得彷彿飛起來。
媽媽放心？「她那麼多死黨，會照顧我啊！」天蘭去找媽媽的好朋友楊阿姨，楊阿姨的丈夫在麗的電視工作，就叫丈夫帶天蘭去參觀。天蘭大膽開口，竟然有機會做暑期工；楊阿姨也打電話給兒子黎小田，天蘭於是也上了小田的節目伴舞伴唱。有一次，天蘭還被安排跳單人舞，配合一位男歌手──那是剛出道的張國榮。
暑假結束，天蘭帶著無線節目的放影版權和多姿多彩的回憶返加拿大，翌年她參加華埠小姐得到冠軍，之後回到香港簽約無線。「媽媽很開明，給我很大自由度。」她說媽媽在《新晚報》當副刊編輯，經常報導長城鳳凰新聯三家電影公司，天蘭自小便有機會跟著媽媽去試片間，也許無意中埋下演藝的種子。
天蘭回港參與台前幕後大量不同崗位的丄作，姐姐又接著回港選美，連哥哥也回來做律師，媽媽卻寧願留在加拿大，閒時四處旅行。
「媽媽快要六十歲，突然對我們說想結婚，問大家是否贊成？」劉天蘭說三兄妹都舉手舉腳贊成，爸爸過身後，媽媽也有追求者，但都為了孩子婉拒。
「媽媽的新娘妝，是我化的！」劉天蘭笑著說。
媽媽回四川探親，重遇朋友許先生，四十年代許先生和劉先生一起追求楊小姐，許先生輸了，直等到一九八零年才可在一起。
劉天蘭在香港，可算是見證三十多年來的創意工業發展史：無線藝員、時裝模特兒、蕭芳芳助手、電影副導演、唱片歌手、雜誌執行編輯、電視台電台高層、形像設計……最近在忙服飾精品店TINA’s Choice，銅鑼灣利園和PMQ都有店鋪。「我很幸運，對很多事有興趣，同時也得到多機會，可是各個崗位其實都離不開創意工業。有時回想自己彷彿在織一張布毡子，好花樣好多質地，效果幾得意，好多層次，好豐富。」
而媽媽，變成她的大後方。媽媽再婚後十年，許先生癌症過身，媽媽獨自住在加拿大，自得其樂，年紀很大還在學英文，直至跌斷手骨才搬回香港，當時天蘭女兒岑寧兒Yoyo在唸中學，正好在家作伴。
「我很開心有五、六年可以和媽媽一起住，Yoyo有婆婆，似一個家。」天蘭說當日離婚，不少人覺得她帶著女兒是「單親家庭」很「欠缺」：「欠缺什麼呢？我不明白，但之後才明白，我是在沒有欠缺的單親家庭長大。媽媽本身因為爸爸的猝死，沒有安全感，有時看事情比較負面，可是她把我們三兄妹帶得很好，讓我們仨都自信心爆棚，我也就能學著媽媽，獨自把YOYO帶得好好的。」
二零零二年媽媽突然背痛，姐姐馬上陪著去醫院，醫生說是大動脈內壁撕裂，然而年紀大，不主張做手術，安排上病房觀察。大家陪到夜深，媽媽叫各人去睡，第二天一早，天蘭買了粥來看媽媽。「我站在床邊，看著姐姐拿著枕頭從門口進來，姐姐突然臉色一變，我回過頭，媽媽的儀器指數大亂。護士慌忙請醫生，醫生未經便出來說：『走了。』」天蘭每個細節都記得很深刻：「稍稍慶幸是，媽媽沒有受苦，前後僅僅二十二小時，好快。」
喪事辦完，三兄妹聊天，都覺得媽媽非常本事，當年父親不在經濟應該是拮据的。「但你有沒有覺得少了什麼？」「我真的不覺得！」三人互問，都覺得童年過得很好，有屋住、有飯吃，傭人萍姐懂得買布做衣服，三個孩子漂亮體面，健康成長。
「媽媽守寡時才三十多歲，她常說自己一事無成，唯一成就就是養大三個孩子，我自己當上媽媽，才知道這句話有多艱難。」天蘭不禁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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